人们越发关注工业、工人、工业文化，认识到引领国家发展的引擎，还是工业；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关于工业的发展概念，又有了新的认知，应该是高科技工业，是尖端技术，甚至已经把工业范围从地上扩展到太空领域。太空上各种航空器的运行，不也是工业产物吗？工业的疆域已经有了立体的延伸。

  社会关注工业的明显标志，是文化艺术的悄然跟进。比如电影对工业的关注。有一部国产电影《钢的琴》。电影有两条线索。一条线索，父亲为了女儿音乐梦想而努力，通过身边朋友的帮助，用钢铁为女儿打造出一架钢琴；另一条暗含线索，是女儿母亲也就是这个工人父亲的前妻，争夺女儿抚养权。电影画面上大部分背景，是工厂大院、废旧的车间；另外一个特点，鲜活的工人语言和鲜明的工人服饰。在东北工业逐渐黯淡的时代背景下，生活艰难的产业工人，亲情、友情并没有“下岗”，依旧再用东北人惯常的幽默来化解生活中遇到的种种艰辛。

  这部电影的工业背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想起我曾经工作过的久远的厂房、车间内永不停歇的噪声，还有工人之间淳朴的友谊。那时候想过无数次的逃离；但当远去数十年后，再看到熟悉的工作环境，内心却又无比怀念。矛盾中的真切感情。

  工业、工厂、工人，是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没这个组成部分，社会不是完整的。一部工业题材电影，受到如此欢迎以及获得众多国际奖项，想来真是不多见。《钢的琴》这一部优秀的电影，演员演得好当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其“工业背景”在银幕上的呈现，这才是可喜可贺的事。

  还有一部外国电影也跟工业有关，国际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头号玩家》，2018年在中国隆重上演，电影所营造出来的未来世界的“重工业感”震撼人心，同样给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我并不丰富的电影知识储备中，感觉工业题材电影很少，能够引起社会反响的“工业电影”更是少之又少，这说明什么？说明尽管工业文明在社会前行中占据不可撼动的主体地位，但在日常生活中却没多少人真正关注；虽然时刻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活上的种种便利，但感觉工业与自己生活离得很远。

  没有多少人真切关注工业发展。可是话又说回来，人们关注生活的同时，就是关注工业本身，日常生活中每一件东西不是工业制造的产物？只不过人们的认识角度、认识深度不同。

  不可否认一个事实，未来社会对工业理解以及工业内容本身，都将发生不可逆转的重大变化。人类将要进入的社会，站在工业角度审视，将是一个“移动互联、智能感应大数据、智能学习”三方面共同整合起来的社会，简洁地说，是“智能互联网时代”，它与过去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活形式完全不同，无论内在还是外在，都将是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未来社会的工业画面，肯定不再是我们过去熟知的工业形态。厂房、机器……这些曾经熟悉的工业符号将被彻底改变，而更早时候的工业形态——冒着浓浓烟雾的烟筒、隆隆作响机器声、进进出出的大卡车、成群结队穿着统一工作服的工人——已经变成教科书中的历史图片，变成文学作品中的遥远传说。

  “工业”这个词汇，在高科技助推下，将会变成一个非常抽象的概念。但又必须承认，“工业”无时无刻不以具象的形式，环绕在我们的身边，像我们的影子，与我们如影相随。

  “智能互联网时代”的工业形态，也将改变人的思考，改变社会关系，以低成本构建高效率的社会运作体系的社会形态将会产生。

  作为“京津冀一体化”重要节点的天津，未来发展的出路在哪里？在这个“一体化”中又将有哪些重要的工业技术支撑？

  十年前，天津在大火箭、大飞机、民用直升机等制造领域开始率先尝试，同时还引进世界瞩目的空客A320组装线。回首十年前的天津工业，被外界始终冠以“保守”的这个北方工业城市，已经在发展前进中悄然转航。

  天津工业转航后的起步阶段非常有魄力，瞄准了世界先进高科技领域。只不过天津人“内敛、低调、谦逊”的风格，没有引起全国乃至世界的高度关注。那会儿的天津人，还是坚信“好酒不怕巷子深”。只要做得好，肯定能被世界发现。如今让我们很欣慰的是，天津人敢于宣传了，敢说“大”了。这是一个还不被天津人注意的变化。

  大火箭、大飞机，把“大”字放在前面，敢于叫得响。过去天津人的口头语，总是以“小”和“少”为伴。家长看见孩子找不到工作，劝慰说“实在不行，我们做个小买卖吧，挣点小钱过日子”；几个好朋友凑在一起吃饭，客气的人总是要说“别破费，找个小馆儿喝点小酒得了，主要是为了好朋友说说话”；几个人凑钱做生意，也总会有个人站出来，谨慎地说“看着走，一步一步来，资金少投点，要是赔了怎么办，慢慢点，看看再说”……诸如此类的事情太多了。

  十年前，天津人终于喊出了“大”字。但是仔细研究，喊出这个“大”字也并非偶然。

  天津人崇尚技术，对机器、设备、运输工具等特别尊崇，有深厚的“机器文化”的历史根底。举个简单的日常例子。比如吊车，天津老百姓不叫吊车，叫“大老吊”，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叫的，如今上年岁的老人也还是这样叫。人们还把火车、轮船前面加上“大”字，叫“大火车”、“大轮船”。所以喊出“大飞机”一点也不奇怪。当时喊出“大”的工业项目，还有“大无缝”（钢管公司）和“大化纤”（石油化纤公司）。

  对“机器文化”的崇尚，包含有天津近代工业沉淀下来的文化积习，再往远处说，是工业历史背景和文化的沿袭。

  我曾在天津滨海新区的高科技企业，与科学技术人员、工人有过密切接触，虽然已经过去十年，他们的容貌依旧历历在目。我没有相关专业相关知识依托，与科学技术人员接触时，更加关注他们的心理状态。

  人才就是“火种”，技术就是“地基”，多么漂亮威武的厂房都可以建起来，都不是大难题。但是属于一座城市的人才、属于一个国家的人才，特别是专业领域的拔尖人才，那可不是随处可见的。需要常年培养，需要长久的梯队建设，需要多方面的爱护。需要一种开拓精神。

  天津老城早已不复存在，厚重的围墙已经消失了一百二十年，曾经束缚老一代天津人的“精神城墙”，对于现在滨海新区的人来讲，没有一点精神上的烙印和束缚。

  滨海新区都是外来人口，全国乃至世界上哪个城市的人都有。“洋务运动”时期官办工厂只雇佣南方人的狭隘思维，已是很远、很远的事了。曾经思想意识上的守旧篱笆，在滨海新区没有一点思想根基。在天津滨海新区，没有人按照出生地来划分你是哪儿人，而是按照毕业院校、所学专业来框定你的身份，按照你的科研水平来决定你的未来。

  天津工业从“准备”到“行动”的具体改变，假如划分一个具体时间节点的话，就是从滨海新区开始启程的，开始向“大”的方向奔跑。

  中国要从制造强国迈向技术强国，只有一条路，必须发展高端产业，要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一座城市的发展，需要这座城市的决策者拥有高远前瞻的眼光。只有发展高端领域，城市才能融入国际产业链，未来才能拥有国际话语。否则，这座城市只能在低端产业徘徊，成不了大气候，也绝对成不了国际城市。如今想来，天津没有了“天重”，没有了“天拖”，没有了“四大天”，没有必要骂天咒地哭鼻子，我们还有天上飞的呢。

  滨海新区已无了天津古老的风俗。过去外地人到天津，本地人热情得恨不得把你抱起来，来回转几圈。聊天、吃饭、送礼，热情得可以让客人产生拘谨的状况。但是在滨海新区，这些久远的天津习俗已经消失了，变得更务实，把“寒暄和客套”变成上班时间。这是天津工业的新意。这也是天津日常文化的重要改变。

  如今这里到处都是满眼的绿色，树木、绿地，还有湛蓝的天空，走在工厂周边道路上，犹如走在花园的小径上。从那些散发着艺术气质的厂房里，没有一点噪音传出来，也不曾看见一根冒烟的烟筒。

  在快速的运转中，边学习、边实践，当年那些刚出校门的博士生、硕士生，在各种磨砺下已经快速成长。十年后的今天，他们已独当一面，成为各个企业各部门的科研带头人，工业战线上的科技精英。

  面对这些如今也才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我总是禁不住一遍、一遍想起“三条石”。

  一百多年前的“三条石”工人，与这些博士工人、硕士工人，有着一样的起点，都曾经迈过“干杂活”的这道门槛。是的，没有“打过杂”的徒弟，绝对当不了师傅。

  但与一百多年前“三条石”小作坊里年轻人不一样的是，这些新时代的工人、科学技术人员，精神能自由畅想。当工作出现疑难问题时，师傅告诫他们，所有人都要拿出自己的想法，想法可以不成熟，可以接着想；但是你没有想法，师傅是要大发雷霆的，绝对不允许闷头干活。要时刻想着问题干活儿。而“三条石”的学徒工以及成年后的工人，是不能有自己想法的。这是根本的区别。

  当年“三条石”的学徒工，怎么能允许你有自己的想法？师傅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师傅不告诉你，你也不能问，只能自己慢慢琢磨，瞅准师傅高兴，抽冷子问一句。曾经的“三条石”，就是在不允许工人独立思考的氛围下，逐步走向衰败的。

  只有让每个工人都有独立思考的空间，才能调动个体积极性，个体才能拥有主人翁的感受，才能拥有集体的力量，才能有企业的阔步发展。

  人才，就是火种。只要火种在，哪怕遇到外界突然变化，自身也不会坍塌。但是这一切，必须建立在时刻进取的基础上，必须拥有不断改变前行的决心，一定不可以有“吃老本”的想法。

  我曾经看到一个新闻，说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风光无限的“富贵鸟”，在2019年8月宣告破产。“富贵鸟”曾经创造过百亿级休闲服饰品牌，那是多么辉煌呀，电视上天天都能看到他们的广告宣传。如今破产后，负债数十亿，创始人子女没有一个人愿意接受遗产。因为接受遗产，意味着背负数十亿的债务，这才几年时光呀，破败来得如此迅捷。因为什么原因，使得“富贵大厦”轰然倒塌？他们先是错过电商，失去一起发展机会，依旧按照实体经营模式前进。所以仅仅几年时间，一道坎儿没有迈过去，或者讲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便迎来无情的破产。

  曾经记得“大润发”创始人离职时讲过一句话，后来不断被媒体引用，“我战胜了所有对手，却输给了时代”。

  无论什么企业，只要不能跟上时代步伐，就会被时代无情抛弃。把你打倒的，不是同行业的对手，而是你想不到的其他行业。

  正像一句商业名言所讲，“时代抛弃你，连声招呼都不打”。还有一句也很有名，“我消灭你，与你无关”。

  从改革开放三十年到改革开放四十年，天津人、中国人在用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实例，在讲解着天津工业、中国工业前进的每一个步点。

  当我们说一座城市经济发展的时候，永远别忘了它的历史背景。要在历史背景下，审视城市的经济发展路径。

  讲述一座城市的工业，不仅要了解所在国家的工业背景，还要清楚世界工业背景。只有把这大、小两个背景搞清楚，才能有所谓的“说三道四”。

  荷兰人斯宾诺莎，在他的名作《伦理学》中，曾经有过细腻的阐述。在“论理智的力量或人的自由”的内容时，他抛开阐述，突然这样讲，“例如一个人如果有意去看一个远距离的东西，这个意愿便使他的瞳孔放大，但是假如那人只是想要放大瞳孔，这个意愿也就不会产生所期望的结果”。

  所以说，主动去看有详细的细节内容的事、主动去思索这件事的所有情况，该有多么的重要。

  世界工业历史上，有过三次工业革命——蒸汽机时代、电气时代、计算机时代——中国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属于完全落后状态。令人高兴的是，到了计算机时代，我们没被落下太远，属于前列方阵。

  如今，第四次工业革命也就是智能时代已经来临，庆幸的是，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来临之际，中国不仅没有落后，而且已经走在前面，变成全球“领跑者之一”。

  “智能时代”的内涵，是带有“智能”标签的三大主题——“智能工厂、智能生产、智能物流”。

  在中国工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大背景下，十多年前天津工业特点已发生重大变化，经过这些年的艰辛磨砺、奋发前行，已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特别是在高科技工业领域。

  北方重要工业城市天津的变化，从某一种意义上来讲，也代表着中国工业的巨大变化。还是用具体事例说明。2019年度，天津共有十七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其中自然科学两项，包括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科技进步奖十五项，包括特等奖两项，一等奖一项，二等奖十二项。

  应该看到，不声不响的天津人，观念已发生巨大变化，在“发展理念”变化的大背景下，“发展行动”也有了看得见的“画面”。特别是工业战线上年轻人的变化，这才是最为令人可喜的事。

  假如说，十多年前天津滨海新区的一群年轻人，用自己行动书写天津高科技工业的新篇章；那么十多年后的那批天津年轻人，则完全生活在“世界概念”之下。他们从天津视角看全国，在实际在做的工作中，认真思考世界，思考“自我”在世界上的具体方位。

  我认识一个从事电子商务行业的“90后”青年，他给我讲了许多有关国际互联网的故事。

  比如美国最大的网络电商“亚马逊”，其中有个“日本部”，日本人把“客服项目”包给了中国天津的一个企业；此公司在天津某个区级开发区建立了面对日本全岛的电子商务平台，客服人员都是天津青年，以“90后”为主。我认识的这个“90后”青年就在日本部工作。中、美、日三国之间的商务关系，如此简单地联系在一起。

  2019年10月，日本遭遇2019年第十九号台风“海贝思”，10月12日晚在静冈县的伊豆半岛登陆，仅仅一天的时间，便死二十一人、失踪十六人，另有166人受伤，十条新干线被无情地浸泡在水中，大小超市里的生活用品以及其他商品瞬间就被买光，只剩下光秃秃的货架子。

  在亚马逊“日本部客服组”的天津青年，二十四小时昼夜加班，来自日本的电话订货也是昼夜不断。假如在过去，日本静冈县的台风，与中国天津有啥关系？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可是现在却有了非常紧密的联系。假如过去也有联系的话，大概也就是文学层面的联系，毕竟静冈县的伊豆半岛，能够让中国人迅疾联想起来的，就是川端康成的文学作品《伊豆的》。

  从某种方面来讲，“电商”就是一个看不见的“一体化”枢纽。美国的“亚马逊”，服务日本的“日本部”，天津的“客服项目”，三个国家之间轻而易举联系在一起；而这个电商“日本部”坐落地的天津某区，又在“通武廊”内，于是“国际圈”内，又包含有一个“国内圈”的“京津冀”，大环套小环，仿佛俄罗斯套娃，“错综复杂”互相联系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如今的天津人尤其是青年人，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自然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发展的环流之中。参与中，也就不可避免地有了自己的真实体验，有了自己的独立判断。这是经济发展给文化思考带来的新内容。

  站在天津工业的领衔者——滨海新区的视角上，去关注世界工业的宏观，也要关注世界工业的细微之处。

  互联网销售不再是过去传统时代印象中的“灯火辉煌”和“花枝招展”，而是以“静悄悄”的方式串联起来世界。天津亚马逊日本部，一座简单的灰色大楼，外面有着普通居住小区一样的黯淡灯光，除了夜晚办公大楼亮起的灯光，一切都是那样平常，但是却与世界时刻发生联系。

  科技战线的人们很清楚，工业的发展“方向”有多重要。“方向”错了，使得劲儿越大，越是不可扭转。天津近年更加关注智能经济领域，因为未来世界就是智能世界。这条路走得对。比如天津走在世界前列的“云计算”，还有智能机器人等高端科技项目，都是十多年前就开始瞄准的方向。天津工业的发展变化、方向的调整，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京津冀”的变化，也是中国工业不断科学调整的缩影之一。

  有一点必须明确，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国家，科技想要可持续性发展，一定要很重视教育。教育是“地基”。不把这个“地基”打牢固，可持续性发展就是天方夜谭。

  世界是由“历史、当下、前瞻”共同组成的整体。用充足的数据、事例去展望未来天津的发展道路，而且是在中国发展千年坐标——“雄安新区”——之下，在“京津冀”的宏大布局之中去展望更具有意义。

  毫无疑问，“高科技”是未来社会追求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手段，如何让“高科技”安稳落地？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也就是，“定位”很重要。天津有着雄厚的工业基础，在未来科技发展、科技转化生产的过程中，正在实现或是将要实现的事项——

  天津港，打造成为内陆腹地的国际贸易“桥头堡”；京滨城际铁路跨青龙湾大桥主体施工；全国首张人工智能专业职称证书颁发；北京房山—天津南蔡五百千伏线路工程项目施工慢慢的开始；国内首条京津冀地区直飞南昌全货机航线开通；对京津冀三地合作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航站楼已经开通。

  显然，这只是天津工业局部发展状况。这些工程完工后，对于“京津冀”发展以及环渤海区域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肯定有着更深层次的布局和广阔前景。

  看到天津优势、中国优势的同时，永远别忘了国际状况；了解国际背景，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在大格局中看清自己的准确位置。

  远眺就是想象。只有想到了，才能进入研究阶段，才能投入研发经费。假如连想都没想到，谈何发展？又谈何研究？别害怕失败，科学技术研发、科学实验永远没失败者。

  记得蔡元培先生曾经评价过胡适先生，有句话是这样讲的，他（胡适）的学问未必有多高深，但是他敢于“断刀截流”。

  “断刀截流”这四个字，让我想起一个大胆的美国人，阿尔文·托夫勒。未来学大师、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相比较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托夫勒是一个思想更加前瞻的人。

  1980年，有一本书风靡中国大陆，名叫《第三次浪潮》。这本书的作者就是阿尔文·托夫勒。他的经历给我们大家带来一个启迪，也是一个现实：梳理过往历史、整理可贵经验，已经令人尊敬；而更令人敬仰的则是勾勒未来方向，还是科技发展方向。

  虽然生活中有那么多的词汇、观念、看法，但没一个人当初像托夫勒一样进行高度概括性的描述，他对着世界大声地喊出了一句话——工业主义必将灭亡，新文明必然崛起。

  什么是“新文明”？我们现在很熟悉的科学技术，慢慢的变成了生活一部分，它们就是“新文明”。数十年前的托夫勒，就已经预测出来了，大数据、跨国公司、无纸化办公、产销合一……等等社会“新文明”。

  当然，让我敬佩的还有一点，托夫勒使用了“文明”这个词。当高科技来到我们身边的时候，相伴而来的是人类的新文明。

  从中国变成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那天开始，所有想到的、没想到的；想看到的、不想看到的……都不以自己意识为主了，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会“不顾一切”地迎面袭来。没有办法，因为你走在前列，你就必须迎风而行，必须阻挡所有的攻击。假如你是倒数第几，还有人关注你吗？大概看你一眼的人都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适应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说三道四，脚步不能混乱，心有定力，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节奏稳步前行。不要害怕树大招风，只是不要自己天天说“树大”，“树”大不大，已经摆在那里，所有人都能看到，都会对比。

  不是你想“风”来它就来，到了一定时候，“风”肯定就回来。可是“树”已经长高了、长粗了，那还怕“风”吗？

  我们将面临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大挑战，而且这种挑战来自头号强国。美国声称将要断绝与中国的所有关系。在远东地区、在东亚地区、在亚太地区、在印太地区……一个排斥、、围剿中国的同盟已经悄然形成，并且逐渐开始明朗化，而且因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原因，这种“双重围剿”突然加速到来。

  科技远眺，从某种方面来讲，也是政治远眺。要有科技前瞻的思想，也要有政治前瞻的。

  我站在“三条石”这片狭窄的土地上，去眺望天津工业新的高地——天津滨海新区，进而想象天津的未来、中国的未来。

  从来没有想过，书写“三条石”，梳理天津工业发展历史，竟然能够让我拥有飞翔的想象。那三块青色明洁的大石板，两个是鹰的翅膀；一个是鹰的锐利眼睛，能够穿破厚重的云层，遥望无限的远方。

  巨鹰下面的海河，是指向大海的。虽然她的上游，有的是天然河流，有的是人工运河，无论上游的河流有着怎样的前史，最后团结一起，永远指向前方。

  （本书30万字，现书名为暂名，是中国作家协会2020年度“重点扶持作品”。本书即将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武歆 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归故乡》《陕北红事》《延安爱情》《重庆爱情》《天津爱情》等九部。中短篇小说被《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新华文摘》《名作欣赏》《中华文学选刊》《作品与争鸣》等转载。天津作协副主席、文学院院长。文学创作一级。